眾議院的保守派已將通常具有兩黨性質的《國防授權法案》(NDAA)和國防撥款法案變成了與軍隊“覺醒主義”作鬥爭的武器。
眾議院版本的NDAA包含了針對跨性別醫療政策和軍隊內部墮胎支持的條款。許多提案進一步尋求限制或消除所有DEI培訓。保守派聲稱他們正在保護軍隊的效能免受可怕的威脅。“現在不是在準備、士氣和國防的代價上與我們的武裝部隊進行社會實驗的時候,”阿拉巴馬州參議員Tommy Tuberville(R-Ala.)說。
這些指控並不新鮮,它們呼應了那些反對在美國歷史上實現軍隊種族融合的人的論點。保守派政客和軍方領導人經常聲稱非裔美國人不適合充分加入,因為他們缺乏智力、勇氣和道德勇氣。他們的存在,據稱,會加劇種族緊張關係並削弱團結,從而阻礙整體效能。1948年,陸軍參謀長奧馬爾·布拉德利(Omar Bradley)解釋說:“陸軍的目的不是進行任何社會改革。”他補充說,“當全國在政策上發生變化時,它才會改變政策。”
然而,歷史證明,這些觀點不僅毫無根據,而且實際上阻礙了軍隊的效能。事實上,非裔美國人的悠久服役記錄表明,當美國軍隊最開放、最公平時,也是最有效的時候。
從美國革命戰爭到19世紀末,成千上萬的黑人士兵在美國軍隊服役,主要是在融合的部隊中。他們的服役為他們的能力贏得了讚譽和強烈的讚賞。艦隊司令艾薩克·喬恩西(Isaac Chauncey)著名地告訴一位抱怨手下非裔美國士兵人數眾多的海軍指揮官說,“我還沒有學會皮膚的顏色或外套的剪裁和飾邊會影響一個人的資格或用途。”他還補充說,他在這艘船上“有近50個黑人,其中許多都是我最好的人。”半個世紀後,詹姆斯·布倫特將軍(James Blunt)在1863年的一次南北戰爭戰鬥後同樣激動地說,”我從未見過黑人團如此奮戰。”他總結說:“黑人是否會戰鬥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此外,在各方面他們都是我曾指揮過的最好的部隊。”
儘管他們在19世紀服役,但非裔美國士兵未能獲得他們的努力似乎應得的完全公民權。1898年西班牙-美國戰爭後歸來的一群非裔美國老兵在納什維爾受到一群白人暴徒的攻擊,他們用木棒攻擊他們,然後搶劫他們,撕毀他們的退伍文件。一名參與者得意地說:“這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作品。”他是當地的警長。
20世紀上半葉,隨著國內民權鬥爭日益激烈,軍隊實施了更嚴格的種族隔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非裔美國人以明顯高於其人口比例的速度志願服役,但種族主義觀念和類型限制了他們的參與。大多數士兵,即使那些具有作戰經驗的士兵,也被限制在種族隔離的服務班中,因為正如一位軍方領導人所說,非裔美國人缺乏擊敗德國人所需的“心理耐力和道德堅定性”。軍方還希望避免介入它認為是更大的社會問題。正如戰爭部長紐頓·貝克(Newton Baker)解釋的那樣:“戰爭部沒有意圖……解決所謂的種族問題。”
1918年,在歐洲的壓力下,美國領導人派出兩個種族隔離步兵師去歐洲作戰,但種族主義指揮官對使用它們毫無興趣。大多數人轉而被轉移到法國指揮下,在那里他們實際上作為外國指揮的借出士兵服役。“我們偉大的美國將軍簡單地將黑人孤兒放在籃子里,把它放在法國人的門口,拉了拉鈴,然後走開了,”回憶第93步兵團的一位領導人。
結果令人震驚。那些接受過良好訓練並擁有能幹軍官的非裔美國士兵——最著名的是第369步兵團,它在前線呆的時間比任何其他美國團都長——表現出色。事實上,法國政府向整個團授予了Croix de Guerre。大約170人也因個人行動獲得了這枚勳章。相比之下,指派給美國陸軍的部隊訓練時間更短,軍官更加公開種族歧視,戰績也更差。
教訓很明顯:當作為軍事行動中的合作伙伴受到歡迎時,非裔美國士兵可以做出重大貢獻。當他們被當作二等公民對待時,他們的表現就會受到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教訓。非裔美國人再次蜂擁加入服務自己的國家,卻只得到種族隔離部隊和種族主義風氣的“歡迎”。戰爭部認為改變長期的排他方法“將產生對士氣有害且對國防準備不利的情況”。因此,官員堅持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不應該嘗試改變這些部隊的組織結構”。整合部隊簡直太冒險了。相反,大多數非裔美國士兵被限制在服務部隊,在那里他們面臨著猖獗的歧視和排斥。
然而,在歐洲戰爭末期的1945年,戰場需求再次迫使軍方領導人邀請服務部隊的非裔美國人志願者加入作戰排,與白人部隊一起在前線服役。儘管這樣做意味著許多人需要降級,仍有數以千計的人志願參加。軍方官員選擇了2,000多人,其中許多人後來在歐洲前線的步兵排中服役。
對與這些步兵排一起戰鬥的連隊中白人軍官的調查提供了這些非裔美國士兵價值的不可辯駁的證據。儘管64%的軍官承認他們一開始對這個決定感到不快,但84%的人說這些男子在作戰中“表現很好”,16%的人說他們作戰“相當好”。77%的人報告說,這段經歷改善了他們對種族的看法。“他們是團里最好的排,”一名軍官承認。“我希望我能